12月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文化冲突》的社论，评述了最近发生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与退休教授崔克明之间的争论。此前尚有饶毅对崔克明教授公开文章的回复。一并转发，欢迎浏览。
《自然》：从饶毅崔克明之争看中国大学聘用政策改革
12月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文化冲突》的社论，评述了最近发生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与退休教授崔克明之间的争论。社论认为，这一争论凸显出中国大学亟需修改其聘用政策。
文章介绍说，北大生科院植物生物学退休教授崔克明想让他的副教授接手实验室，而生科院院长饶毅不同意这种做法，并计划大幅削减这一实验室的规模。饶毅是北京大学首位通过全球招聘的院长，他说他希望确保北大通过合理的评估招到最优秀的人才，而且要确保合格的“外人”也在被考虑之列，以此避免学术体系近亲繁殖。他说，崔克明教授的副教授在得到升职之前，应该多花几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以确定他是否能够独立主持实验室。
从10月9日开始，崔克明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系列博文，这些博文被其它网站转载，而且上了北京大学的BBS。他的博文引起了一些学生们的同情，这些学生把他的博文转载到更多的学生博客上去。饶毅则在自己的科学网博客上立即予以了反击，他的博客平均每篇点击量约有两千，而这篇博文获得了高达一万的点击。
由于中国的报纸不太愿意碰这种热山药，所以争论主要在博客之间进行。尽管博客为这类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在博客上互相指责贴标签也比较容易。崔克明就把饶毅比作李森科(译者注：前苏联生物学家和农学家，曾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在其遗传理论中认为后天特征可以被继承)，这位前苏联的“国家科学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利用其与前苏联领导人的关系打击反对他观点的科学家。
社论文章认为，两位科学家很可能在做对他们来说很自然的事，来提拔下一代科学家。由于北京大学没有一个这种情况下的清晰的指导方针，所以事情变得更加混乱，新规则被迫与旧习惯相对抗。当初饶毅接管北大生科院时，北大曾以书面的形式保证，此类的聘用将由饶毅决定。
文章说，中国的大学院长和校长正密切关注着这一事件，看问题最后如何解决。是为北大工作了40多年的崔克明教授通过唤起公众的支持并利用与老资历同事的关系而获得胜利呢？还是饶毅可以坚持他的立场？文章认为，应该是而且看起来也好像将是后者。
文章说，中国的大学应当进一步改进自己，它们现在有钱强化聘用制度，更多的大学应该在校外和国外寻找合适的候选人。它们需要清晰的、始终如一的指导方针，并且确定有权作出最终决定的到底是谁。当然，正如饶毅自己承认的那样，虽然有项清楚的政策是好事，但赋予一个人如此大的权利需要谨慎。因此，有必要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来制约这些决策者，并保证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公开透明的。(科学网 梅进/编译 何姣校)
来源：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12/213935.html
饶毅对崔克明教授公开文章的回复
在贵阳出席全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大会期间，得知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崔克明老师最近在网上发表几篇公开文章，提出意见和呼吁。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到对学院发展原则的误解，并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评判”。据说，也有很多反应。因为崔老师明天就要出国探亲半年，而我今天傍晚才回北京，还因为国内以为北大不公开回答教授意见就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所以，我也就公开回复。
崔老师的文章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院管理，二是崔老师退休后实验室的将来。我没有发现崔老师和我在原则上的差别，崔老师批判的也是我已经批判过的。我们的差别在于，具体如何实践，在现代如何选择，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决定。我尽量理清一些主要问题，一一作答。如果遗漏，以后补充。
1)学院应该如何评判学科和实验室？崔老师也许没有时间看我发表的文章(例如科学网博客、或学院《科学文化》版)。其实，我的观点和崔老师一样，不赞成用SCI。我在文章里、在学院，多次强调不能以发表文章的杂志引用率(SCI)来评判。我也不同意简单地以文章本身的引用率来评判文章。各个学科不同，没有简单的数字可以代替科学的评价。我介绍其他科学家的工作，都是说明其意义，不是SCI点数(我也不知道任何杂志的SCI点数)。我认为，各实验室的工作，应该由同行来评议，看它对本学科的意义。如果是应用学科，看应用效果。
2)学院绝大多数实验室都做基础研究，都是基础学科，所以谈不上“赶尽杀绝”基础学科。学院资源有限，不可能同等支持所有学科。“冷门”学科，如果确实有前景、有意义，有人、有能力，可以发展。但是不能因人设事，而且要有一定标准。我本人正好不是热门追求者。我在公开发表的访谈中、在上任的第一天，说过要做有长期影响的工作，也就不是一时热门的工作。我提倡做教育，不会得SCI，也不太可能在我任期中有外人可以看到的“成果”，我着眼于几十年出学生。学科也是一样，我认为，北大在保护生物学有一定基础，而这个学科对国家也重要，所以，我多次和保护生物学的老师交流，我们今年新聘的三位实验室负责人，其中一位是保护生物学。崔老师知道，从SCI来说，保护生物学不是热门。支持保护生物学，不是为学院争得外界的“好评”，因为现时确有很多人在争SCI。但我在任期间，不准备让学院加入这个行列。我们应该做有意义的工作，试图有长远影响，而不赶热门。这个思想，应该和崔老师表达的也一致。
3)学院如何聘任PI。所谓PI，需要向不知道的读者解释：这是和教授等头衔分开的一个身份，大意是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有自己独立研究，独立经费，独立指导研究生等。
我们学院新聘的PI，都需要有证据表明，确实能独立领导课题组，有较好的发展潜力。我们的目标是一些PI做出重要科学贡献，在国内、国际有竞争力。这也不是SCI为依据。实际上，我非常反感申请人写上SCI分数。我在美国、在北大招聘时，都拒绝过SCI高的人。我们并不是以SCI来选择新PI，有两位SCI不高，但是我们觉得有科学潜力。虽然这个工作并不容易，最后是看成功率高低，并不可能100%正确。
新聘的PI需要得到进一步支持，才能在学术上发展，做出成就。并非已经成绩斐然，可以让学院获得荣誉。即使他们来以前有成就，学院今后评判的，也是他们来北大以后的成就。
崔老师提出，学院是否培养PI。我的意思是，我们当然培养研究生、培养博士后。他们如果有竞争力能成为PI，那就是培养了PI。但我认为，聘PI时必需从国际范围获得最佳人选，而不照顾内部某个候选人。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学院发展。以前有些实验室内部培养了副教授，这些人有些不是作为独立研究人员培养的，而是作为终身助手。学院如果照顾内部人选晋格为PI，等于各实验室越权代替学院做决定，而没按照学院要求的严格标准来招聘。至少造成近亲繁殖，也不能排除有些教授为自己安排不退休而自选接班人。学院确立一般规则，不是针对某个实验室。
4)学院支持老师发展，包括支持以前提拔的副教授、非PI教授。但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改变标准，不是让他们做不称职的事。而是鼓励他们找到对自己、对学院都比较好、比较合适的出路。我上任不久和全体副教授开过会，讲明前景，如果他们能在几年内可以成为独立PI，很好。如果不行，他们应该考虑加入其他实验室，或者做他们最称职的工作。也就是说，人尽其才。我和崔老师实验室副教授说的，与此一致。
不能因以前实验室提拔，而今后高枕无忧。讲清楚不仅对学院负责，也是对副教授们负责。国内好的单位现在竞争性很强，如果不提醒年青的副教授们头脑清醒而奋起，那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现在提拔副教授，与几十年前支持王选，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可比性。如果崔老师(或其他老师)，强烈推荐我们学院有哪个老师在学术潜力上是生物学的王选，用具体的学术判断来说明，我非常欢迎。
对于不能独立领导实验室的老师，改做教学、行政、或其他合适的工作，对个人、学院、学生，都合乎情理。对于现有老师，只要勤恳工作，学院就想办法安排合适的工作，并不准备“开除”。需要开除的，是少数长期不工作、不回国而有工资的员工。目前，不是北大或者学院对员工严厉，而更常出现员工要挟学校。对以前的员工，学院是和谐社会为主导，但有一定限度，虽然限度比较宽。进行的是渐进改革。对新聘的，是立即进入高要求的新体制，对以前遗留的问题积极并妥善解决，但不能为将来发展制造新的问题。
5)对于崔老师说北大一些历史传统，我希望崔老师有时间能多写一些，我自己就喜欢看。院网站上，近几个月也登出许多回忆文章，从张景钺、陈阅增、沈同老师到我们生物系第一届毕业生、林学家郝景盛。
6)有传统不是继续支持一个实验室的充分理由。即使我这样比较喜欢谈传统的人，也认为，未来发展潜力是确定是否支持一个实验室的标准。
学科可以有变化。不可能一个学院所有时候支持每个学科，也不可能支持每个以前支持过的学科。需要依据多个因素加以选择，如果说，“两次全国有关学术大会上做了此报告，均收到广泛欢迎，后被发表在宁夏大学学报上”，这样的叙述，说服力不够强。
至于学院选择学科和李森科有什么关系，我没能跟上崔老师的思路。李森科以伪科学压制真科学；我们是讨论老师退休了，在什么情况下还能保持相关实验室，好像差别很大。一个规模有限的学院缺少一个学科，不可能判学科死刑。一个实验室能和“国家的未来”相关的，也不太多。
7)我没说过聘任PI要国际评审，而是要有国际竞争力。在学术上要有潜力。起步的PI并不是学术最终阶段。成为PI几年后需要进行国际评审，要求比较其学术水平。用国际评审，一是国际上专家多，二是避免国内用SCI。如果崔老师认为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人，而且同行也这么认为，学院当然支持。如果原来实验室“数一数二”，但是以后没有人选可以做到，情况就不同。诺贝尔奖得主的博士后到我们北大申请工作，我们也拒绝过。一视同仁。
8)我鼓励退休老师为学院发展献计献策、提意见和建议。学院对退休老师非常宽容，但不可能无限制。对自律的老师也不公平。不止一个老师退休多年后继续有实验室，而水电费交不出。退休老师遗留的法律问题，学院和我得花时间解决。退休老师自我返聘，有可能是好心，但也带来问题比如占用空间资源、耽误学生。如果大家可以自我返聘，退休制度就难以执行。学院要避免一些后遗症。比如，如果某个老师违规超龄招研究生，退休时学生还有5、6年才毕业，退休老师是否个个有精力、有充分的条件带好研究生？学院是否要考虑学生利益？所以学院不能常规性热心支持退休老师自我返聘。这是讨论退休老师的一般性问题，不是特指崔老师。崔老师说的具体补贴，没有人和我说过。“接班”老师的问题，我说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对实验室。我公开说过，希望上面也澄清了。
9)崔老师文章里面，有些是误解了以后的推论，我就不解释。比如，很多次提到高影响因子。因为我不提倡简单的高影响因子，推论我也多半同意，就不再重复。崔老师文章有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有些归于我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我也不讨论。我的观点比较明确，而且也容易查到。
10) 有些事情和实验室、学科无关，我不讨论。只是有句话，崔老师意思我上任后，学院改变了传统而要叫官职，要称我为院长。这离事实不太近。我上任第一天就让学生不要叫院长。我后来也时不时纠正。我本人在这方面比较极端：我从来没有制过名片，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对很多人，也不呼其官职。如果崔老师到一楼问一下，可以知道学院行政人员没人叫我院长。
11) 我到任后，推辞过老师和退休老师约谈。崔老师如果事先要澄清或者讨论，也没问题。现在事情公开，不是由于内部不能讨论。对于北大“民主、自由”的传统，我认为，如果把握场合不合适，可能进入误区。1950年代中国讨论大民主小民主的混淆，看来现在还没结束。美国大学不在公开场所讨论人事，也因场合之分。学校、专业机构的具体人事、经费支持，一般不适合公众广泛讨论。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另外，我第一次和学院教授见面时说过，我绝对不会在学院发脾气。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请崔老师放心，今后交流无需顾忌。
12) 我愿意具体了解是否有以前没有交流、不清楚的情况。就此事，我不会因为公开了有压力，就特别迁就、或者反弹。
学院原则不变，我们继续努力。
如果崔老师愿意面谈，或者出国后愿电话联系，请约时间。
饶毅
2008年10月16日
来源：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42993
《自然》：从饶毅崔克明之争看中国大学聘用政策改革
12月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文化冲突》的社论，评述了最近发生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与退休教授崔克明之间的争论。社论认为，这一争论凸显出中国大学亟需修改其聘用政策。
文章介绍说，北大生科院植物生物学退休教授崔克明想让他的副教授接手实验室，而生科院院长饶毅不同意这种做法，并计划大幅削减这一实验室的规模。饶毅是北京大学首位通过全球招聘的院长，他说他希望确保北大通过合理的评估招到最优秀的人才，而且要确保合格的“外人”也在被考虑之列，以此避免学术体系近亲繁殖。他说，崔克明教授的副教授在得到升职之前，应该多花几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以确定他是否能够独立主持实验室。
从10月9日开始，崔克明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系列博文，这些博文被其它网站转载，而且上了北京大学的BBS。他的博文引起了一些学生们的同情，这些学生把他的博文转载到更多的学生博客上去。饶毅则在自己的科学网博客上立即予以了反击，他的博客平均每篇点击量约有两千，而这篇博文获得了高达一万的点击。
由于中国的报纸不太愿意碰这种热山药，所以争论主要在博客之间进行。尽管博客为这类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在博客上互相指责贴标签也比较容易。崔克明就把饶毅比作李森科(译者注：前苏联生物学家和农学家，曾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在其遗传理论中认为后天特征可以被继承)，这位前苏联的“国家科学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利用其与前苏联领导人的关系打击反对他观点的科学家。
社论文章认为，两位科学家很可能在做对他们来说很自然的事，来提拔下一代科学家。由于北京大学没有一个这种情况下的清晰的指导方针，所以事情变得更加混乱，新规则被迫与旧习惯相对抗。当初饶毅接管北大生科院时，北大曾以书面的形式保证，此类的聘用将由饶毅决定。
文章说，中国的大学院长和校长正密切关注着这一事件，看问题最后如何解决。是为北大工作了40多年的崔克明教授通过唤起公众的支持并利用与老资历同事的关系而获得胜利呢？还是饶毅可以坚持他的立场？文章认为，应该是而且看起来也好像将是后者。
文章说，中国的大学应当进一步改进自己，它们现在有钱强化聘用制度，更多的大学应该在校外和国外寻找合适的候选人。它们需要清晰的、始终如一的指导方针，并且确定有权作出最终决定的到底是谁。当然，正如饶毅自己承认的那样，虽然有项清楚的政策是好事，但赋予一个人如此大的权利需要谨慎。因此，有必要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来制约这些决策者，并保证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公开透明的。(科学网 梅进/编译 何姣校)
来源：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12/213935.html
饶毅对崔克明教授公开文章的回复
在贵阳出席全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大会期间，得知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崔克明老师最近在网上发表几篇公开文章，提出意见和呼吁。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到对学院发展原则的误解，并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评判”。据说，也有很多反应。因为崔老师明天就要出国探亲半年，而我今天傍晚才回北京，还因为国内以为北大不公开回答教授意见就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所以，我也就公开回复。
崔老师的文章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院管理，二是崔老师退休后实验室的将来。我没有发现崔老师和我在原则上的差别，崔老师批判的也是我已经批判过的。我们的差别在于，具体如何实践，在现代如何选择，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决定。我尽量理清一些主要问题，一一作答。如果遗漏，以后补充。
1)学院应该如何评判学科和实验室？崔老师也许没有时间看我发表的文章(例如科学网博客、或学院《科学文化》版)。其实，我的观点和崔老师一样，不赞成用SCI。我在文章里、在学院，多次强调不能以发表文章的杂志引用率(SCI)来评判。我也不同意简单地以文章本身的引用率来评判文章。各个学科不同，没有简单的数字可以代替科学的评价。我介绍其他科学家的工作，都是说明其意义，不是SCI点数(我也不知道任何杂志的SCI点数)。我认为，各实验室的工作，应该由同行来评议，看它对本学科的意义。如果是应用学科，看应用效果。
2)学院绝大多数实验室都做基础研究，都是基础学科，所以谈不上“赶尽杀绝”基础学科。学院资源有限，不可能同等支持所有学科。“冷门”学科，如果确实有前景、有意义，有人、有能力，可以发展。但是不能因人设事，而且要有一定标准。我本人正好不是热门追求者。我在公开发表的访谈中、在上任的第一天，说过要做有长期影响的工作，也就不是一时热门的工作。我提倡做教育，不会得SCI，也不太可能在我任期中有外人可以看到的“成果”，我着眼于几十年出学生。学科也是一样，我认为，北大在保护生物学有一定基础，而这个学科对国家也重要，所以，我多次和保护生物学的老师交流，我们今年新聘的三位实验室负责人，其中一位是保护生物学。崔老师知道，从SCI来说，保护生物学不是热门。支持保护生物学，不是为学院争得外界的“好评”，因为现时确有很多人在争SCI。但我在任期间，不准备让学院加入这个行列。我们应该做有意义的工作，试图有长远影响，而不赶热门。这个思想，应该和崔老师表达的也一致。
3)学院如何聘任PI。所谓PI，需要向不知道的读者解释：这是和教授等头衔分开的一个身份，大意是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有自己独立研究，独立经费，独立指导研究生等。
我们学院新聘的PI，都需要有证据表明，确实能独立领导课题组，有较好的发展潜力。我们的目标是一些PI做出重要科学贡献，在国内、国际有竞争力。这也不是SCI为依据。实际上，我非常反感申请人写上SCI分数。我在美国、在北大招聘时，都拒绝过SCI高的人。我们并不是以SCI来选择新PI，有两位SCI不高，但是我们觉得有科学潜力。虽然这个工作并不容易，最后是看成功率高低，并不可能100%正确。
新聘的PI需要得到进一步支持，才能在学术上发展，做出成就。并非已经成绩斐然，可以让学院获得荣誉。即使他们来以前有成就，学院今后评判的，也是他们来北大以后的成就。
崔老师提出，学院是否培养PI。我的意思是，我们当然培养研究生、培养博士后。他们如果有竞争力能成为PI，那就是培养了PI。但我认为，聘PI时必需从国际范围获得最佳人选，而不照顾内部某个候选人。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学院发展。以前有些实验室内部培养了副教授，这些人有些不是作为独立研究人员培养的，而是作为终身助手。学院如果照顾内部人选晋格为PI，等于各实验室越权代替学院做决定，而没按照学院要求的严格标准来招聘。至少造成近亲繁殖，也不能排除有些教授为自己安排不退休而自选接班人。学院确立一般规则，不是针对某个实验室。
4)学院支持老师发展，包括支持以前提拔的副教授、非PI教授。但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改变标准，不是让他们做不称职的事。而是鼓励他们找到对自己、对学院都比较好、比较合适的出路。我上任不久和全体副教授开过会，讲明前景，如果他们能在几年内可以成为独立PI，很好。如果不行，他们应该考虑加入其他实验室，或者做他们最称职的工作。也就是说，人尽其才。我和崔老师实验室副教授说的，与此一致。
不能因以前实验室提拔，而今后高枕无忧。讲清楚不仅对学院负责，也是对副教授们负责。国内好的单位现在竞争性很强，如果不提醒年青的副教授们头脑清醒而奋起，那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现在提拔副教授，与几十年前支持王选，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可比性。如果崔老师(或其他老师)，强烈推荐我们学院有哪个老师在学术潜力上是生物学的王选，用具体的学术判断来说明，我非常欢迎。
对于不能独立领导实验室的老师，改做教学、行政、或其他合适的工作，对个人、学院、学生，都合乎情理。对于现有老师，只要勤恳工作，学院就想办法安排合适的工作，并不准备“开除”。需要开除的，是少数长期不工作、不回国而有工资的员工。目前，不是北大或者学院对员工严厉，而更常出现员工要挟学校。对以前的员工，学院是和谐社会为主导，但有一定限度，虽然限度比较宽。进行的是渐进改革。对新聘的，是立即进入高要求的新体制，对以前遗留的问题积极并妥善解决，但不能为将来发展制造新的问题。
5)对于崔老师说北大一些历史传统，我希望崔老师有时间能多写一些，我自己就喜欢看。院网站上，近几个月也登出许多回忆文章，从张景钺、陈阅增、沈同老师到我们生物系第一届毕业生、林学家郝景盛。
6)有传统不是继续支持一个实验室的充分理由。即使我这样比较喜欢谈传统的人，也认为，未来发展潜力是确定是否支持一个实验室的标准。
学科可以有变化。不可能一个学院所有时候支持每个学科，也不可能支持每个以前支持过的学科。需要依据多个因素加以选择，如果说，“两次全国有关学术大会上做了此报告，均收到广泛欢迎，后被发表在宁夏大学学报上”，这样的叙述，说服力不够强。
至于学院选择学科和李森科有什么关系，我没能跟上崔老师的思路。李森科以伪科学压制真科学；我们是讨论老师退休了，在什么情况下还能保持相关实验室，好像差别很大。一个规模有限的学院缺少一个学科，不可能判学科死刑。一个实验室能和“国家的未来”相关的，也不太多。
7)我没说过聘任PI要国际评审，而是要有国际竞争力。在学术上要有潜力。起步的PI并不是学术最终阶段。成为PI几年后需要进行国际评审，要求比较其学术水平。用国际评审，一是国际上专家多，二是避免国内用SCI。如果崔老师认为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人，而且同行也这么认为，学院当然支持。如果原来实验室“数一数二”，但是以后没有人选可以做到，情况就不同。诺贝尔奖得主的博士后到我们北大申请工作，我们也拒绝过。一视同仁。
8)我鼓励退休老师为学院发展献计献策、提意见和建议。学院对退休老师非常宽容，但不可能无限制。对自律的老师也不公平。不止一个老师退休多年后继续有实验室，而水电费交不出。退休老师遗留的法律问题，学院和我得花时间解决。退休老师自我返聘，有可能是好心，但也带来问题比如占用空间资源、耽误学生。如果大家可以自我返聘，退休制度就难以执行。学院要避免一些后遗症。比如，如果某个老师违规超龄招研究生，退休时学生还有5、6年才毕业，退休老师是否个个有精力、有充分的条件带好研究生？学院是否要考虑学生利益？所以学院不能常规性热心支持退休老师自我返聘。这是讨论退休老师的一般性问题，不是特指崔老师。崔老师说的具体补贴，没有人和我说过。“接班”老师的问题，我说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对实验室。我公开说过，希望上面也澄清了。
9)崔老师文章里面，有些是误解了以后的推论，我就不解释。比如，很多次提到高影响因子。因为我不提倡简单的高影响因子，推论我也多半同意，就不再重复。崔老师文章有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有些归于我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我也不讨论。我的观点比较明确，而且也容易查到。
10) 有些事情和实验室、学科无关，我不讨论。只是有句话，崔老师意思我上任后，学院改变了传统而要叫官职，要称我为院长。这离事实不太近。我上任第一天就让学生不要叫院长。我后来也时不时纠正。我本人在这方面比较极端：我从来没有制过名片，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对很多人，也不呼其官职。如果崔老师到一楼问一下，可以知道学院行政人员没人叫我院长。
11) 我到任后，推辞过老师和退休老师约谈。崔老师如果事先要澄清或者讨论，也没问题。现在事情公开，不是由于内部不能讨论。对于北大“民主、自由”的传统，我认为，如果把握场合不合适，可能进入误区。1950年代中国讨论大民主小民主的混淆，看来现在还没结束。美国大学不在公开场所讨论人事，也因场合之分。学校、专业机构的具体人事、经费支持，一般不适合公众广泛讨论。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另外，我第一次和学院教授见面时说过，我绝对不会在学院发脾气。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请崔老师放心，今后交流无需顾忌。
12) 我愿意具体了解是否有以前没有交流、不清楚的情况。就此事，我不会因为公开了有压力，就特别迁就、或者反弹。
学院原则不变，我们继续努力。
如果崔老师愿意面谈，或者出国后愿电话联系，请约时间。
饶毅
2008年10月16日
来源：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42993
